DEEPREAD / 近期阅读
近期阅读 · 第八十八期
一句话的事
这五本书摊在一起,前三本是写东西的人留下的,后两本是一个人读古书的记录。
写东西的三位,一个美国人,一个老北京,一个在北京出生、后来去云南插了十几年队的。后两本出自同一个人,熊逸,他读的是两千多年前的一部经和一千多年前的一部经。
五本书看着不搭。可翻开来,五个人都在同一件事上使劲,这件事是一句话。
写的人想让一句话站住,于是删。读的人想知道一句话里被塞了什么,于是加。删和加,隔着一支笔。

01副词铺的路
《写作这回事》
《写作这回事》,斯蒂芬·金,人民文学出版社,绿底子,一册不厚的小书。书分两半,前半本是回忆录,后半本讲怎么写。
回忆录那半本不太体面。他小时候耳朵坏了,看病受罪,休学一年。十几岁往杂志社寄稿,退稿信攒了一沓,钉在墙上,钉子后来换成大的,因为纸太厚。成年后教书,工资不够养家,夜里和周末躲在洗衣房的角落写。再往后出了名,喝酒喝到不记得自己写过什么。
后半本才是正题。有一章叫「工具箱」,说写东西的人得有一只箱子,里头放词汇、语法、段落。词汇那一节他讲得极狠,说别去找大词,用你脑子里第一个冒出来的那个,只要它准。
还有一节专说副词。他的意见是,凡是用「他愤怒地说」这种写法,都是写的人不肯把愤怒写出来,图省事贴个标签。标签一贴,读者就不必自己看了。书里那句流传很广的话,说的是副词铺的路通向什么地方。
这话不客气,可它把一件事说明白了。一句话的力气在名词和动词身上,形容词和副词是补丁。 补丁打多了,衣服的本来样子就看不见了。
他还给过一条建议,说写的时候心里要装着一个具体的人,整本书是写给这一个人看的。他心里那个人是他妻子。写给一群人写,写到最后谁也没写到。心里装着一个人,话就不会往空处绕。
他还有两条规矩,听着像体力活。第一条,写初稿的时候关上门,谁也不给看,每天一千字,写完就停。第二条,改稿的时候开门,把稿子给人看,同时做一件事,第二稿要比第一稿少十分之一。
少十分之一这件事,比前面那些都难。删掉的通常是最好的句子,因为那些句子是自己写得最得意的地方,也是跟故事无关的地方。
书里另有一个说法,我很喜欢。他说故事本来就埋在那儿,写的人拿着工具一点一点挖,挖坏了是自己的手不稳。这个说法让人踏实,也让人不敢乱写。
书的末尾附了一场车祸。一九九九年他在路边散步,被一辆货车撞了,右腿断成几截。养伤那几个月,他坐不住,又回去把这本书写完。

02念出声
《老舍谈写作》
《老舍谈写作》,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藕粉色的封面上印着一幅小画,底下一块黄。二百五十页,收了四十来篇短文,都是谈写作的。
篇名连起来读,就是一本主张。不怕,不慌。别怕动笔。多改多念。多练基本功。勤有功。谈用字。学生腔。谈简练。越短越难。我的「话」。
这些题目没有一个抽象。他不谈灵感,不谈天赋,谈的是手上怎么动。
「多改多念」这一条最土,也最管用。他的意思是写完了要念,出声念,念到打磕绊的地方,就是没写好的地方。眼睛会替写的人遮掩,眼睛知道你想说什么,看到半句就能接下去。耳朵不替人遮掩,耳朵只认声音。
我试过这个法子。念出来才发现,平时觉得通顺的句子,一多半是半口气没接上。
「越短越难」这四个字,可以当一副药。写长容易,话可以绕,可以重复,可以加一层解释再加一层。写短难,短到不能删,才知道自己有没有想清楚。长是有余地的写法,短是没余地的写法。
他还有一篇骂「学生腔」。所谓学生腔,就是句子拉得长,形容词堆得多,一句话里塞三个比喻,读着不像人说话。他说这些毛病来自只读书不听话。人日常怎么讲话,写下来就是好文章,偏有人觉得写文章要换一套腔调。
书里还有两篇专讲细处。一篇叫《比喻》,说比喻要用眼前的东西,别用书上看来的。一篇叫《对话浅论》,说对话要像人真的在说,不能像念稿。这两条合起来是一句话,写下来的字得能被耳朵接住。眼睛读得过去的句子,耳朵未必过得去。
「我的『话』」那一篇更有意思。他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话,写东西要用自己那套,别借别人的。这话听着简单,做起来难,因为人一拿起笔就想变成另一个人。
书里还有一篇《我怎样写〈骆驼祥子〉》,讲他自己怎么改。这样的交代他不止写过一篇,自己的好几本书都写过一遍。

03只剩动作
《遍地风流》
《遍地风流》,阿城,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灰布纹的封面上头一道黑山。这是阿城文集之二,二百八十页。
书分几辑。头一辑叫「遍地风流」,收《峡谷》《溜索》《洗澡》《雪山》《湖底》。第二辑叫「彼时正年轻」,写插队的年轻人。第三辑叫「杂色」,写旧书、抻面、江湖、厕所、提琴、豆腐。最后一辑叫「其他」。
自序里他说,这些是三十年前的旧事,如今翻出来,怕读者嫌旧。
阿城的句子短。短到什么程度,短到很多段落只有一行,一行只有几个字。他不写心理,人物的念头从来不摊开,只写手在做什么,风从哪边来,绳子绷得怎么样。
《溜索》写一群人过怒江。江在底下,人在索上,风大。这种场面换个人写,一定能写出害怕、写出心跳、写出一大段感想。他不写。他只写手,写绳子,写对岸。
读的人自己会怕。写的人把害怕让出来,读者才肯把它接过去。 这是短句最厉害的地方,它不给你,反倒逼你自己拿。
《峡谷》里写一个骑手进店,从头到尾不说这人怎么样。只写马蹄声,写门帘,写碗里的酒。人是什么样子,你自己看。形容词全省了,读者的活就多了,记住的也就多了。
他写吃也这样。《抻面》里那碗面,从头到尾没有一个字说好吃。面怎么抻,汤怎么滚,人怎么吃,写完就完了。
这套写法,跟前面那位美国人的主张走的是同一条路。一个说别贴标签,一个干脆连标签的纸都不准备。

04六个字
《隐公元年》
《隐公元年》,熊逸,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墨绿的封面上一个圆圈,圈里画着卦。三百八十四页。
这本书只讲《春秋》开头六个字。元年春王正月。
六个字,一本三百多页的书。这不是夸张,历代的注疏加起来比这厚得多。一部经被人讲了两千多年,连朱熹那样的大学者也说这书难读,绕着走。
熊逸干的事,是把这些注疏一层一层剥开。第一个问题就古怪,为什么《春秋》从隐公开始写,不从前面的君主写起。历代给过许多答案,有说尊王的,有说借古讽今的,有说效法天数的,还有说是从二王并立的那个年头算起的。每个答案都言之成理,每个答案背后都站着一个时代的需要。
最扎人的一处是「大一统」。这三个字今天人人都用,用成了统一天下的意思。熊逸把它的来历翻出来,说原意跟统一没什么关系,说的是以正月为一年的开头,把时间的起点端正。一个词走了两千年,走成了另一个词。
还有一节讲「元」字。有人从训诂入手,说元就是始。有人从义理入手,说元里头还藏着别的。求义理,先求训诂,这句话在书里被反复掂量。同一个字,训诂给你一个意思,义理给你另一个,政治上还需要第三个。
书里说,一件事可以有三种正确,事实上的正确,义理上的正确,政治上的正确。三样未必重合,古人写史的时候,手里同时握着这三把尺。
书里另有一章讲盟誓。三月,公及邾仪父盟于蔑,一行字记了一次结盟。熊逸从这一行字问下去,人为什么肯守约,是因为怕神,是因为怕人,还是因为往后还要打交道。信用这件事被一行史文牵出来,牵到社会结构上去了。一行字能问出这么多,是因为当时的人把许多东西压在了这一行里。
下半本讲郑伯克段于鄢。同一件事,《左传》《公羊》《穀梁》三家给的解法不一样,一个「克」字,诸家有诸家的讲法。有人诛心,有人原心定罪,一个人的动机成了判词的一部分。

05那四个字
《思辨的禅趣》
《思辨的禅趣》,也是熊逸,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米色的封面上一个大大的禅字,三百一十二页。
这本书的题目是从一句话里长出来的,不立文字。
这四个字是禅门的纲领。问题在于,立这四个字本身就是文字。他们后来写经,抄经,作偈,记语录,排谱系,一代一代往下传的,全是字。书里第一篇第一节的标题就是一句追问,不立文字,用什么来立《坛经》。
这个追问很要命。它不问禅好不好,只问一件事,一本号称不靠文字的书,是怎么靠文字立起来的。
熊逸的三篇序写得很不客气。一篇叫「八戒说禅,胜似唐僧」,一篇说这本书既不励志,也不小资,更没文化。后一句是冲着市面上的禅书去的。那些书把禅讲成放松、讲成随缘、讲成心灵按摩,讲得人人舒服,唯独不讲它原来在争什么。
他的做法是,把《坛经》当一本普通的书来读。问它从哪儿来,有几个本子,谁改过,改动的地方为什么改。目录里那些小标题本身就是刀,神秀的镜子和慧能的垃圾桶,磨砖作镜,坐禅成佛,饿了就吃,困了就睡,什么事都无所谓。每一句都是把一句被人供起来的话,重新放回它原本的语境里。
书里还讲风动幡动。两个和尚争是风动还是幡动,慧能说是心动。这个故事今天被讲成一句漂亮话,熊逸把它放回去,问当时他们在争什么。争的是外境与心的关系,是一套很硬的义理。顿悟与渐悟那一场同理,两边各有各的难处。
一句话被供起来以后,就没人再问它是什么意思了。这是所有经典共同的命运。供起来的代价是,它从此不必被读懂。
收拢一下
三位写的人,做的都是减法。剪掉副词,剪掉形容词,剪掉解释,剪掉那些自己写得最得意却与故事无关的句子。
后两本做的都是加法。把注疏一层层码上去,看这两千年里,一句话身上多了多少东西,哪一层是原来的,哪一层是后来贴的。
这两件事看着相反,走的是同一件事的两个方向。写的人知道一句话的容量有限,多放一样就挤掉一样。读的人知道一句话的容量被人为撑大过,得把撑大的那部分认出来。
我现在的习惯是这样。写的时候先写,写完念,念着不顺就删。读到一句特别顺、特别响亮、特别像格言的话,先停一下,问它是不是被人打磨过。太顺的话,往往是很多人一起顺出来的。
一句话里,别人替你放进去的东西,比你自己放进去的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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