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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群鼠》
第 029 期
楼上在排练崇高,楼下在买一个孩子——《群鼠》为什么非要把这两样放进同一栋楼?
前几天我讲过一位德国老作家,他晚年站出来,公开反对一个年轻人写的新戏。那个年轻人当时二十七岁。今天说的就是他。一九一一年一月十三日,柏林莱辛剧院首演了一出戏,叫《群鼠》。作者叫盖哈特·霍普特曼。那一年他四十八岁,已经成名二十多年,是德国最有名的剧作家。
一个成名二十多年的人,早就可以写点体面的东西了。受人尊敬的题材,漂亮的台词,让上流社会的包厢里坐着舒服。他偏不。他把舞台搬到了亚历山大广场旁边一栋楼里。那是一栋旧骑兵营房改成的出租楼,住着六十来户人家。柏林人给它起了个外号,叫“臭虫堡”。墙皮掉,水管漏,楼道里堆着杂物,老鼠在墙里跑。全剧五幕,就发生在这栋楼的一个阁楼上。
你先记住这个位置:一个阁楼。阁楼上有两拨人。一拨是楼上那户。住着一位过气的剧院经理,叫哈森罗伊特。他把剧团的旧布景全堆在这个阁楼里,在这儿开班带学生,排练席勒的《墨西拿的新娘》。他讲课的时候满口崇高、理想、气韵,要求学生念台词要“像钟一样响”。
另一拨是楼下那户。就在阁楼底下的屋子里,住着一个扫街的女人,姓约翰。她的活儿是扫街,丈夫是泥瓦匠,常年在外地做工。她有过一个儿子,生下来第八天就死了。就这两拨人,一上一下,在一栋楼里。
楼上在排练崇高,楼下在买一个孩子——霍普特曼把他们放进同一栋楼,就是要你承认这是同一栋楼。
顺便说一句,他为什么非要把整出戏放在阁楼?阁楼是这栋楼最便宜的地方,也是最靠天的地方。夏天烤,冬天冻,房梁低,站不直。住阁楼的人,是往上爬没爬上去、往下又已经没有退路的人。而霍普特曼偏偏把“高雅艺术”也塞进阁楼。剧院经理的旧布景、席勒的台词、一群想做演员的年轻人,全挤在这个最不像样的空间里。
崇高被放到了阁楼。这就是他的态度:崇高不是不能有,但它得跟漏水、跟老鼠、跟隔壁的哭声住在一起。它一旦搬进包厢,就不算数了。我说说那个孩子是怎么来的。楼里有个女佣,叫波琳娜,波兰人。她怀了孩子,孩子的父亲跑了。一个外乡女人,没丈夫,没工钱,没脸回家,站在这个楼里的过道上,想的是怎么死。
约翰太太去找了她。她把自己攒了一辈子的钱全拿了出来——一百二十三马克,给那个还没生下来的孩子。两个人达成的说法是:孩子生下来归约翰太太,对外就说是她生的。你听明白了吗?一个还没出生的孩子,一百二十三马克。这不是比喻,这是这出戏的核心情节,是整部戏的发条。
后来的事,是一步一步塌的。约翰太太写信给在外地的丈夫,说自己生了。全楼的人都来道喜,送旧衣服,送一点糖。她抱着那个孩子,第一次觉得自己是个完整的人。这一段我想多说两句,因为它比后面那些事更让人难受。她根本没有怀过孕,可她得装作怀过。她得算日子,得在肚子上垫东西,得在邻居面前扶着腰走路,得在“生”的那一天把人请出去、再抱一个孩子回来。这一整套,她演得一丝不差。
所以这出戏里其实有两场戏在同时演。楼上那帮人在排练席勒的悲剧,念着“像钟一样响”的台词;楼下这个女人在排练一个母亲。楼上的戏是假的,他们自己知道;楼下的戏也是假的,可她要一直演到自己都信。一个人得先装成一个社会认可的样式,才配在这栋楼里活下去。这才是这出戏里最不吵、也最疼的地方。
然后女佣后悔了。她跑去户籍处,把孩子登记了,寄养人那一栏写的是约翰太太。她这一笔,等于把真相写在纸上了。约翰太太慌了。她先是想把孩子换掉,拿楼里另一个女人的孩子来顶——那是个快不行的婴儿。这条路没走通。然后她做了一件最坏的事:让她那个不成器的弟弟去找波琳娜“谈一谈”。
她弟弟去了,动了手。出了人命。她把弟弟藏进楼里。事情到这里已经收不住了。她丈夫从外地回来,听说孩子来路不明,要抱走。两个人吵起来。急到那个份上,她脱口说了一句话:你不是他父亲。这句话说出来,什么都没了。她跑出屋子,跑出楼,扑向街上的一辆马车。
戏在这儿停住。最后是两个人站在那儿说话。那个年轻学生说了一句,大意是:到这会儿,这孩子才真的没了母亲。另一个人接了一句:他现在成了全世界的孤儿。这就是《群鼠》。好,现在说另一条线,也就是刚才那个年轻学生。他叫施皮塔,原来在神学院念书,念到一半转去学戏。他爱上的是哈森罗伊特的女儿。所以他既在这个阁楼里当学生,也在这个阁楼里当女婿的候选人。
他和老师有一场正面交锋。哈森罗伊特很生气地数落他:你前几天不是说,一个理发匠、一个擦地女工,也可以像麦克白夫人、像李尔王一样,当悲剧的主角吗?施皮塔回了一句,大意是:在艺术面前,如同在法律面前,人人平等。这句话是整出戏的钥匙。
在艺术面前,如同在法律面前,人人平等。
你想想这句话在当年有多不客气。它不是在争一个修辞问题,它是在争“谁的一生值得被写成戏”。在那之前的欧洲舞台上,值得写成悲剧的是王、是将军、是贵妇。一个扫街的女人,最多是个插科打诨的配角,是笑料。霍普特曼把她放到了正中间。还让她当了主角,让她犯下大错,让她去死。
这就是自然主义当年干的事。它不只是换题材,它是换“谁有资格”。再说剧名。为什么叫《群鼠》?这个名字至少有三层。第一层,最字面的:这栋楼里真的有老鼠,它们在墙里跑,在夜里咬东西。霍普特曼没打算让观众忘掉这一点。第二层,是这栋楼里的人。为了活下去,邻居之间互相盯着,互相告密,拿别人的事去换一点好处。人在那种地方待久了,会变得像老鼠:躲着,窜着,抢一点就吃,吃完就藏。
第三层,也是最重的一层,是这栋楼本身被啃空了。这句话是约翰说的——就是那个泥瓦匠。他说,这儿的一切都烂透了,被虫子蛀了,被老鼠啃光了,一切都在晃,随时会整个塌下来。一个泥瓦匠说这栋楼要塌。他这辈子的活儿就是盖房子、修房子,他看得懂墙。
一个泥瓦匠说这栋楼要塌,这句话的分量,比任何评论家都重。
一九一一年,说这话是什么时候?是德意志帝国看着最强的时候。船在造,钢在炼,工厂在冒烟,柏林一年一个样。而舞台上一个泥瓦匠站在阁楼里说:这楼要塌了。三年之后,一九一四年。现在说说这出戏的毛病。我喜欢它,但它不是没有毛病。第一个毛病,两条腿不一般长。悲剧那条线太重,喜剧那条线常常被演成插科打诨。演好了是双面镜,演不好就是一台戏里塞了两台戏。这也是这出戏最难排的地方——它要求导演在同一栋楼里同时托住两种重量。
第二个毛病,在结尾的那场论辩上。戏快完的时候,施皮塔转过头问他的老师:您现在还不承认,这里起的是一场真正的悲剧命运吗?老师立刻改了口,说悲剧从来不限于哪个阶层,我早就跟你说过。这个转折来得太便宜了。一场死人的事,不会因为一个剧院经理认了输,就得到承认。真实的苦难里,那些“哈森罗伊特”是不会改口的,他们只会换个说法,继续说他们的崇高。霍普特曼在这儿心软了一下,他想让这出戏有个交代,于是给了他一个太顺从的对手。
第三个毛病,也是最要小心的地方。
同情如果盖过了判断,戏就变成了诉苦。
约翰太太值得同情,太值得了。她丢过一个孩子,她穷,她一辈子没被人正眼看过。可她的弟弟确实杀了人,她也确实让弟弟去的。看这出戏,如果只带走一句“她好可怜”,那这出戏就白看了。真正该带走的是另一个问题:是什么让她只剩下买一个孩子这一条路?这个问题,霍普特曼问得很准。他没有把她写成恶人,也没有把她写成圣人。他让她在两种都错的选择里选一个,然后看着她一步步走到底。这比骂她难得多,也比原谅她难得多。
顺便说一句,这个“争孩子”的母题,在别的作家手里是另外的样子。斯特林堡写过一出《父亲》,也是妻子对丈夫说“你不是这孩子的父亲”。他问的是:谁是父亲?后来布莱希特写《高加索灰阑记》,两个女人争一个孩子,法官让她们拉。他问的是:谁配当母亲?霍普特曼问的是第三个:她为什么非得去买一个孩子?
前两个问题问人心,第三个问题问社会。第三个最狠。这里还有一处我很喜欢,也是我每次讲到这出戏都要提的。哈森罗伊特这个人,从头到尾是这出戏里被讽刺得最狠的一个。他虚伪,他自私,他一边讲崇高,一边跟女学生调情。可他有一回说了一长段话,大意是:你根本写不完这些楼梯上的生命——那些脏裙子扫过去的,那些蜷着的、爬着的、哼着的、叹着的、流着汗喊叫咒骂嘟囔敲打偷东西的生命,一个人的笔根本记不下来。
这段话是整出戏里最诚实的一段,而它偏偏从最虚伪的那个人嘴里说出来。这就是霍普特曼的手艺:他不让任何一个角色纯粹当靶子。他给每个人都留了一句真话,也包括他最想嘲笑的那一个。再说说这个人自己。一八六二年,霍普特曼生在德国东部西里西亚的一个小镇上,父亲开旅馆。他年轻时什么都学过:雕塑、农学、哲学,一样都没念完。二十四岁那年他结了婚,搬到柏林边上的一个小村子里住下来,才开始认真写东西。
二十七岁那年,他写了一出戏叫《日出之前》,在柏林首演。那场演出成了大事:剧场里专门请了医生到场,因为怕观众受不了当场晕过去。这出戏写的是一个农家,有钱了,然后烂掉。它把自然主义带上了德国的舞台。前面说的那位老作家,就是在那一年站出来反对他的。
三年后,他写了《织工》,写一群织布工人被逼到绝路上的事。这出戏直接被禁了,警察不许演。再往后,他写了快四十年。一九一二年,他拿了诺贝尔文学奖。他晚年留在德国。那几年因为这个选择,他被人议论了很多年,有人替他说情,有人不肯原谅。一九四六年,他在西里西亚的家里去世。
一个人一辈子被人骂,也一辈子在写。他写的都是同一件事:一个人被逼到墙角的时候,会变成什么样。最后说说,这出戏今天看什么。不是看惨。惨的故事到处都有,看多了人会麻。
不是看惨,是看同一栋楼——你的楼上有人在排练崇高,你的楼下有人在算这个月的房租。
我们今天的“楼”在哪儿?在手机里。你往上滑,是别人的山居、别人的书房、别人家孩子的奖状;你再往下滑,是一个骑手在雨里等着取餐,是一个保洁在凌晨擦大堂的玻璃。这两层在同一个屏幕里,就像霍普特曼把两户人家放在同一栋楼里。他做的事情,说到底很简单:他不许你把这两层分开看。
这才是这出戏最狠的地方,也是它到今天还没过时的原因。一九一一年那个冬天,柏林的观众从莱辛剧院出来,走两条街,就能看见那栋旧营房。他们在台上刚刚看过的那栋楼,不是编的,就在门口。一个作家最要紧的本事,可能就是这个:他得一直站在门口,不肯上楼。
本期金句
- 楼上在排练崇高,楼下在买一个孩子——霍普特曼把他们放进同一栋楼,就是要你承认这是同一栋楼。
- 在艺术面前,如同在法律面前,人人平等。
- 一个泥瓦匠说这栋楼要塌,这句话的分量,比任何评论家都重。
- 同情如果盖过了判断,戏就变成了诉苦。
- 不是看惨,是看同一栋楼——你的楼上有人在排练崇高,你的楼下有人在算这个月的房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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