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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圣女贞德》

第 037 期

《圣女贞德》 | 乔治·萧伯纳 | 约 5,673 字

讲
英语 · 视频号口播 第 037 期
《圣女贞德》
乔治·萧伯纳
约 5,652 字 · 38 段 · 5 处金句
栏目说明 这里是《龙哥读书笔记》的视频号口播栏目:每本书一支深度解读脚本,3000 字以上,长文式讲述。不追热点,不贩卖焦虑,温暖隽永,慢慢讲完一本书。

一部写法国农村姑娘的戏,里面没有坏人,萧伯纳自己在序言里写明:神迹拆掉了,只剩下那个人的脑子。

一九三三年二月十七日,上海吴淞口。一艘叫“英国皇后”号的邮轮停在那儿,船上下来的一个老头七十七岁,爱尔兰人,胡子花白,个子很高。来接他的是宋庆龄。两个人此前没见过面,他到香港时给她拍过电报。他原本不想上岸,说了一句大意是:除了你们,我在上海什么人也不想见,什么东西也不想看;既然已经见到你们了,我为什么还要上岸。宋庆龄回了一句:你既然在环游世界,到了上海不上岸,算来过吗。他就下了船。

中午在宋庆龄家里吃饭,菜是素的,因为他吃素。蔡元培先在半路见了他,然后写了一张便条,派自己的车去接鲁迅。鲁迅到的时候,饭已经吃了一半。饭后在门口台阶上照了一张相,七个人。鲁迅后来记这件事,写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:并排一站,我就觉得自己的矮小了。

这个老头叫萧伯纳。八年前,他得过诺贝尔文学奖。可他最出名的一出戏,写的不是爱尔兰,不是伦敦,是一个十五世纪的法国农村姑娘。那出戏叫《圣女贞德》,副题是:六场编年史,加一个尾声。“萧伯纳”这个译名今天通用了,早些年也写作“箫伯纳”“肖伯纳”。名字怎么译不要紧,要紧的是他写那个姑娘的方式。

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,纽约加里克剧院,这出戏第一次上演。演贞德的是个新人,剧院本来想请两位名角,最后挑了她。萧伯纳那年六十七岁。就在两年前,他还以为自己写完了。他前几年写完一组五个相连的戏,叫《千岁人》,长得离谱,全演下来要一整天,没几个人看得下去。他自己觉得,创造力在那部戏里用光了,往后不写了。他那时候还有一个更大的麻烦:因为反对英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,他在英美的名声跌到了谷底。

把他从那个坑里拉出来的,是罗马。一九二〇年五月,教廷宣布,那个十五世纪的法国姑娘被封为圣徒。萧伯纳听到这个消息,又回到这个题目上来。他其实一九一三年就动过写她的念头,一直没动手。这一次他动手了,一九二三年夏天,几个月写完。他为什么能被这个消息点着?因为他一辈子不信神迹,可他信人身上有一样东西。这两件事凑在一起,就生出了这出戏最要紧的一个处理。

贞德听见的声音,是全剧最难办的东西。萧伯纳的办法是:既不否认,也不解释成神,更不解释成病。他在序言里说,世上有一种人,想象力旺到一定程度,一个念头来到他那里的时候,是带着声音来的,有时候还带着一张脸。她听见的圣玛格丽特、圣凯瑟琳、大天使米迦勒,其实就是她自己想明白了以后,从身体里另一个地方开口说话。

所以他的贞德不是疯子,也不是受了神谕的人。她是一个脑子非常清楚、手脚非常快、嘴非常硬的乡下姑娘,聪明到连自己都害怕,只好把这份聪明归到别人名下。他拆掉了神迹,只留下那个人的脑子。这个处理有代价:信的人觉得他冒犯,不信的人觉得他把一件美事讲俗了。但换来了好处:这个姑娘不再是天上掉下来的,她是从村子里走出来的,她做的每一件事,用人间的道理都讲得通。

戏的第一场,不是从火刑柱开始的。是从一只不下蛋的母鸡开始的。法国东部一个城堡里,领主正在为一件事发愁:家里的母鸡不下蛋了。一个乡下姑娘找上门,开口就要人、要马、要一副铠甲,要去解救被围的奥尔良,还要把太子送到兰斯去加冕。领主觉得她疯了,赶她走。她就在门口坐着不走。领主没办法,给了她几个兵,一副旧铠甲。她走了以后,管家跑进来,说了一件怪事:母鸡开始下蛋了。

领主愣在那儿,说这是一位圣女。这是萧伯纳给全剧安排的第一个“神迹”,一只母鸡。他不敬神,可他也并不轻薄人。那个领主是真的相信了,而且信了一辈子。萧伯纳写他的时候没有一点嘲讽,写的是一个普通人,在没有任何办法的时候,愿意相信一件小得可怜的好事。

她赢的方式也很朴素:靠说话。第二场专门演示他怎么拆神迹。她到希农去见太子。太子怕她,跟身边一个蓝胡子的大臣商量好,让大臣坐到台上去假扮他,自己躲进人堆里看热闹。她一进门,冲台上那个人看了两眼,笑了,说了一句大意是:算了吧,蓝胡子,你骗不了我,太子在哪儿。说完她钻进那一排大臣里,一把把真的那个拽了出来。满堂大笑。太子高兴坏了,回头对众人说,你们看,她认出血统来了,现在谁还敢说我不是我父亲的儿子。

只有大主教没笑。他冷冷地说了一句,大意是:她当然知道,希农城里人人都知道,太子是宫里穿得最难看、最没样子的那一个;而长着蓝胡子的那位,是吉尔·德·雷。这一段是整出戏的样板:他给你一个看上去像奇迹的场面,再轻轻掀开,底下全是常识。可他没有笑那些跪下的人。奇迹可能是真的,只是它站的那块地比我们想的结实。

第三场,奥尔良城外,河边。船在下游,要往上游开,得等西风,可风一直是东风。带兵的迪努瓦等得直骂天,编了好几句顺口溜骂风,还琢磨着哪个词能跟河押韵。她来了,第一句话不问风,问桥在哪儿。他说那座桥过不去。她说那就从桥上过去。他说没有一个兵会跟着你冲。她说了一句我特别喜欢的话,大意是:我不会回头看有没有人跟着我。

后来他请她到教堂里替大家求一场西风,她答应了,转身要走。就在这时候,旁边那个小跟班打了个大喷嚏,抬头一看旗子——风转了,转成了西风。他跟迪努瓦喊起来,迪努瓦看了一眼旗子,画了个十字,说:上帝说话了。妙就妙在这个时间点上:风是在她动身去祈祷的路上转的,不是在她祈祷之后。萧伯纳一分不差地把两种读法都留给了你——你可以说这是回应,也可以说这是天气。他甚至不告诉你他自己怎么想。

第四场,是全剧最冷的一场。三个人坐下来商量怎么处置她。一个是英国伯爵,一个是博韦的主教,一个是随军的英国神父。三个人的动机完全不一样:伯爵怕的是封建那一套要塌,主教怕的是教会的权威要塌,神父只是恨她让英国人丢脸。三个人各守着一套认为不能塌的东西,然后一起得出同一个结论。

主教在这场戏里说了一句极准的话,大意是:她危险的地方不在于她是异端,在于她让每一个人自己判断。这出戏里没有坏人——这是萧伯纳自己在序言里写下的。他的原话大意是:罪恶像疾病一样,本身并不有趣;真正值得写的是,人在最好的状态里、抱着最好的意图时做出的事,以及正常男女违背自己的意图、仍然不得不做的事。

这句话是全剧最狠的地方。他不给任何人发通行证,包括她自己。第六场,审判。这一场大量用了当年的审讯笔录。萧伯纳看过那份记录,然后做了一个非常大胆的决定:让审判者讲道理,而且讲得很好。宗教裁判官在开庭前对全体陪审神职人员的讲话,读起来最不舒服,因为它完全自洽。他说的大意是:你们不要把这些人当成骗子和伪君子,他们真心相信自己受到的是神圣的启示;所以你们要防着你们自己的怜悯;最残忍的后果,莫过于容忍异端。

这段话你可以不同意,可你驳不倒它。然后她开口了。她从来没有说过自己不是教会的人。她说了一句大意是:我是教会忠实的女儿,我愿意服从教会——只要它不命令我做不可能的事。就这一句,够了。审判席上有人喊:教会与上帝相反,这是赤裸裸的异端。她回答的不是狡辩,是真话,意思是:上帝的命令,我必须先做。

她到死都认为自己是个好天主教徒,这是全剧最疼的一处。

后来他们让她签一份悔过书。她签了,因为她怕疼,也因为那份文书递过来的时候,说的是给她留一条命。签完了,判词接着往下念:终身监禁。她当场把纸抢回来撕了。她给的理由不是自由,不是清白,她说的是:面包我可以吃,水只要是干净的我也可以喝;可是不让我看见天,不让我看见田和花,不让我再上山,这样的日子我过不下去。

她撕掉的不是信仰,是一间没有窗的屋子:他们要她放弃的不是观点,是天光。一九二四年三月二十六日,这出戏在伦敦新剧院上演,演贞德的是西比尔·桑代克。这个角色本来是照着她写的,第一轮却先给了纽约,因为他知道自己在英国不受欢迎。伦敦这一轮演了二百四十四场。她那年四十一岁,戏里的人十九岁。

戏演到这里,其实可以结束了。真正让它变成另一种东西的,是最后那二十分钟。尾声。一四五六年,案子翻了。查理七世在自己的卧室里听到消息,第一反应不是难过,是松了一口气:现在没人能说他是被一个女巫加冕的了。他还说了一句很冷的话,大意是:就算把她弄活,他们半年之内还会再烧她一次。

然后她出现在他的梦里。一个一个老熟人上场。主教上来说自己的下场,按戏里的写法,他死后被人从坟里刨出来扔进了下水道;迪努瓦上来报账,说英国人已经被赶走了;在火堆边给她折树枝的那个英国兵也上来了,他说自己在底下,因为那一件事,每年有一天的假。最后上来一个穿着二十世纪衣服的绅士,他是从一九二〇年来的。他宣布:她封圣了。

全场跪下,一个一个开始赞美她。赞美得非常好听,非常真诚。她站在中间听着,忽然说了一句,大意是:所有人都夸我的时候,我有祸了。我是个圣徒,圣徒是能行奇迹的。那你们说,我要是从死里复活,回到你们中间,做一个活着的女人,怎么样。屋子一下黑了,所有人同时站起来。

她又问了一句,大意是:怎么,我还得再烧一次吗?你们里头,就没有一个人准备好收下我?然后他们开始走。走得很有秩序,理由一个比一个正当。主教先走,说异端总是死了好,活人的眼睛分不清圣徒和异端。迪努瓦说,原谅我们,我们还没有好到配得上你,我回去睡了。伯爵说,我们对这个小失误深表遗憾,可政治上的必要虽然偶尔出错,仍然是必要的。大主教说,你回来也不会让我变成你当年以为的那个人。裁判官说,我作证你是无罪的,可我看不出宗教裁判所怎么能取消。那个随军神父最直白:你千万别回来,让我死得安生一点。那位从一九二〇年来的绅士也走了,他说封圣的手续里没有考虑过复活这一项,得回罗马请示。最后连行刑的人也走了,他说他有老婆孩子要养,这事得容他想想。

她问的不是你们为什么烧我,是你们现在肯不肯收下我。

最后一个走的是国王。他一边下床一边说,大意是:可怜的老贞德,他们都跑了,只剩这个十二点必须回去的混蛋。我不跟着他们走,还能怎么样,我也回去睡了。她说:晚安,查理。他在枕头里含含糊糊应了一声,睡着了。台上只剩她和那个兵。那个兵没走。他跟她说,这些国王将军主教律师算什么,他们只会把你扔在沟里不管。他说,你的想法跟你自己的一样有理,说不定比他们的更有理。他正打算细讲,远处的钟敲了第一下。

他站起来,说了一句:失陪,我有个急事。然后踮着脚走了。她一个人在台上,说了全剧最后一句台词,大意是:造了这么好看一个地球的上帝啊,你什么时候才肯收下你自己的圣徒。

最后留在她身边的,不是懂她的人,是一个什么也没想就折了两根树枝的兵。

这是萧伯纳给她安排的唯一一点暖。全剧那么多人讲过那么多道理,主教讲权威,伯爵讲秩序,裁判官讲仁慈,国王讲的是他也困了,每一个都站得住。只有那个不认字的兵,在火堆边看见一个姑娘要一样东西握着,就随手折了两根树枝。他没想过这是不是异端。写这出戏的人,一辈子以刻薄出名。他讽刺过所有人,包括他自己那一派的人。但在这出戏里,他收起了一半的刀。

一九二五年,诺贝尔文学奖给了他。这个奖有点特别:那一年瑞典文学院没有定下来,按章程把名额留到了第二年。所以正式的宣布是在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十一日,颁奖礼在当年十二月十日。他没有去斯德哥尔摩,奖章和证书是一九二七年二月在伦敦补领的。奖金他一分没要,让人拿去资助把瑞典文学译成英文,斯特林堡的戏就是这么进来的。

他对这个奖说过一句很不客气的话,大意是:诺贝尔发明炸药我可以原谅,可发明诺贝尔奖的人得是个人形恶魔。这话出处不一,姑且当一句牢骚听。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日的颁奖礼上,诺贝尔委员会主席哈尔斯特伦讲了一段很长的话。其中一句最准,大意是:他的世界一直缺一个维度,就是时间;他对历史没有感觉,写历史剧总是不顺手,因为他习惯把所有过去的东西都写成和常人相信的相反。

接着哈尔斯特伦说:可在《圣女贞德》里,他的脑子还是原来那个看法,他的心却在他的女主角身上找到了一个固定的点。一个没有时间感的人,在一件有时间的事上,第一次站住了。这句话可以当作这出戏全部的来历看。中文世界进来得不算晚。一九八六年上海译文出过刘炳善的译本,副题老老实实译作“六场历史剧”;一九八七年漓江出过上下两册,杨宪益、申慧辉等译。更早还有一个胡仁源的译本。“六场历史剧”这五个字,就把这出戏的性质说清了:它不是传记,不是颂词,是一份按时间排下来的记录。

回到一九三三年。那天下午,笔会开了一场欢迎会,来的有四五十位上海文化人,梅兰芳也在。他说了几句客气话,大意是:诸位也是写东西的,这里头的门道你们都懂;今天就好比看动物园里的动物,现在看见了,也就可以了。鲁迅坐在一旁,听不懂英文,坐了一会儿,走到外面另一间屋子去了。

鲁迅后来写他,写得很平:在吃饭的时候,我毫不觉得他是讽刺家,谈话也平平常常。比如他说,朋友最好,可以长久往还;父母和兄弟不是自己选的,所以非离开不可。一个写了一辈子锋利台词的人,坐在饭桌上,讲的是这么一句家常话。那天下午四点半,他累了,宋庆龄送他回船上。船当晚十一点开,一路北上。他在上海待了不到一天,后来被中国的文人谈论了八十年。

他这出戏也是一样。一九二三年首演,到现在一百多年,一直有人演。一九五七年拍成电影,女主角是个十九岁的新人。萧伯纳自己在三十年代还写过电影脚本,因教会压力没拍成,那个本子到一九六八年才印出来。这出戏被读过很多遍,读法各不相同。但我觉得,它最要紧的,不是她怎么被烧掉的那一段,是那八个人走掉的那一段。

他们给的理由,今天还在被人用,只是换了场合。没有一条是谎话,单独拿出来都成立——异端死了好;我们配不上你;政治上这是必要的;我不敢祝福你;这个机构不能取消;你让我死得安生;手续里没有这一项;我还有老婆孩子。萧伯纳最厉害的地方,是他没让这八个人露出一点恶相。他们只是各自有一件更要紧的事。

所以我一直觉得,这出戏真正问的不是十五世纪的人。它问的是坐在台下的:如果那个人真的回来了,你会是第几个走掉的。萧伯纳自己给了半个答案。他让所有人都走了,只留一个什么也不懂的兵,还留了一句晚安。这不是安慰,这是一个提示:世界大概还没准备好,可总有人会在火堆边折两根树枝,总有人记得回一句晚安。

一百多年了,这个答案还没交。可只要还有人肯演,肯看,这道题就还开着。

本期金句

  • 他拆掉了神迹,只留下那个人的脑子。
  • 这出戏里没有坏人——这是萧伯纳自己在序言里写下的。
  • 她到死都认为自己是个好天主教徒,这是全剧最疼的一处。
  • 她问的不是你们为什么烧我,是你们现在肯不肯收下我。
  • 最后留在她身边的,不是懂她的人,是一个什么也没想就折了两根树枝的兵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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