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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不吉利的姑娘》

第 035 期

《不吉利的姑娘》 | 哈辛特·贝纳文特 | 约 4,583 字

讲
西班牙语 · 视频号口播 第 035 期
《不吉利的姑娘》
哈辛特·贝纳文特
约 4,570 字 · 28 段 · 5 处金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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剧名翻译成不吉利还是被爱错了的人,差的只是一次转述:她不是带来灾祸的人,她是被爱的方式弄坏的人。

一九一三年十二月十二日,马德里公主剧院首演了一出三幕剧。扮母亲的是玛丽亚·格雷罗,西班牙当时最负盛名的女演员,那一年五十岁,演一个卡斯蒂利亚乡下的寡妇。作者叫哈辛特·贝纳文特,四十七岁,从第一次把戏搬上舞台算起,已经写了近二十年。这出戏是题献给格雷罗的,剧本写完就交到她手里,像一封没有署名的信。

九年之后,贝纳文特拿到诺贝尔文学奖。瑞典文学院给他的评语是,他以得体的方式延续了西班牙戏剧的灿烂传统。授奖词的执笔人是佩尔·哈尔斯特伦,他在这篇不算长的文章里专门停下来说到这出戏,称它是“出色而动人的作品”,还在括号里给了一个英文译名:被爱错了的人。

这个译法,比后来所有流行的译名都老实。西班牙语的原名是两个字拼起来的,前一半是“不好”,后一半是“被爱的”。合起来的意思不是“不吉利”,也不是“没人爱”,而是“被爱得不好的那一个”。一个被动语态。她从头到尾没有主动做过什么,她只是被各种各样的爱围着,而每一种爱的方式都出了错。

后来的英文译本给它换了个名字,叫“热情之花”。这名字说的是西番莲,一种花,花心长得像一枚钉着钉子的十字架。这个名字好听,也漂亮,却把一件被动的事说成了一种天生的属性,好像她身上带着某种灼人的香气,谁靠近谁就被烧到。再后来,中文世界给它换了第三个名字,叫《不吉利的姑娘》。

从“被爱错了”,到“热情之花”,再到“不吉利”,三步走完,一个受害的姑娘就变成了一个带来灾祸的人。这不是翻译事故。这正是这出戏里所有人做的事。早在一九二〇年代末,鲁迅在一篇介绍西班牙戏剧的文章里就提到过这出戏。他把剧名按音译写成《玛耳开达》,接着补了一句,说这个题目在英文里叫“热情之花”,就是西番莲。他摘译了戏里的一段对白,还译了戏里的一首歌。那篇文章不长,口气也很淡,可它把一件事留了下来:这出戏在中文里从那时候起就有两个名字,一个是音译,一个是花名。两个都是别人给的,没有一个是她自己。

戏发生在卡斯蒂利亚乡下一座庄院里。母亲雷蒙达守寡以后,改嫁给了埃斯特班。埃斯特班是个能干的庄稼人,家业殷实,对继女也从不吝啬,每回出门回来都要给她带点什么。可这姑娘从小就不让他亲,长大了更是不肯叫他一声父亲。母亲问过她为什么,她只说,一个孩子只有一个父亲。

这姑娘叫阿卡西娅。她说她恨那个占了她父亲位置的人。这话里没有一个脏字,却比骂人更硬。庄院上上下下都看得出她跟继父不对付,只有母亲看不出这里头还有别的什么。女仆胡利安娜看得出。她后来跟人说过一句大意是这样的话:恨到这个分上的,里头往往埋着一样大的爱。这句话是全剧最准的一句判断,出自一个下人,而不是出自任何一个读过书的人。

为了从这个家里走出去,阿卡西娅跟表亲诺尔贝托解除了婚约,答应了邻村一个叫福斯蒂诺的青年。订婚那天晚上,家里来了很多人,女人们围着看她的嫁妆箱子,说些吉利话。客人散了,天已经黑透,未婚夫和他父亲要赶回邻村去。就在这个空档,阿卡西娅做了一件事:她把诺尔贝托写给她的最后一封信撕成碎片,从窗口撒了出去。

纸片落进黑暗里。同一时刻,黑暗里响了一枪。福斯蒂诺没有回到他自己的村子。人们把他抬回来的时候,谁也没看见是谁开的枪。很快,全村都认定了凶手:一定是那个被退了婚的表亲。可是上了法庭,几个不相干的人证把诺尔贝托的时间说得严丝合缝,他连走出家门的工夫都没有。他被放了回来。案子悬在那里,村子里的议论却没有停。议论总要有个落点,落不到凶手身上,就落到那个被抢了未婚夫的姑娘身上。人们开始说,凡是爱上她的男人都要倒霉。

于是她有了那个外号。酒馆里甚至编出了歌。歌里唱的是住在风车近旁的那个女子,唱爱她的人“将恋爱在恶时”。这句话的意思是,爱上她的人,爱得不干不净、不逢其时。鲁迅把那首歌译成了中文,也把母亲听完歌之后的那段话译了过来。雷蒙达说,我们就是住在风车近旁的人家,他们都这样称呼我们;那么住在风车近旁的女子,一定是我的女儿;他们叫她热情之花,是这样吗——可是,是谁不正当地爱着她呢?

这一段读一次心里就凉一次。歌里明明已经说出了答案:问题出在“爱她的人”身上,出在爱的方式上。整座村子听见了这首歌,唱了这首歌,唯独把最后那半句当成了修辞。他们把“有人爱她爱得不对”,听成了“她让爱她的人出事”。一个被动句,在众人的嘴里翻了个身,变成了一个主动句;一个受害者,在众人的嘴里翻了个身,变成了一个原因。

一个名字被叫得够久,就会长成那个人的样子。

而母亲,是最后一个知道答案的人。她不是不聪明,她只是从一开始就把自己的位置放错了。她爱丈夫,爱得毫无保留,也爱女儿,爱得毫无保留,于是她认定这两种爱可以并存。她每天在中间走动,说话,张罗,劝解。她说了全剧最多的话。有人仔细数过这出戏里谁在说话、谁在行动,得出一个很冷的结论:说话的人不行动,行动的人不说话。母亲的话最多,从头到尾没有一步走出那个院子;阿卡西娅和埃斯特班几乎是哑的,可整出戏的重量全压在他们两个人的沉默里。话越少的人,身上压的东西越重。这不是编剧的技巧,这是生活的样子。真正要发生的事,从来不在饭桌上被人讨论。

真相是从一个醉汉嘴里漏出来的。仆人鲁维奥喝多了,在酒馆里吹牛,说自己如今是那家的主人了。这话辗转传到雷蒙达耳朵里,她才开始查。她派人去找诺尔贝托,逼着这个年轻人把话说完。诺尔贝托说,当初是有人叫他退婚的,那人说阿卡西娅已经许给了福斯蒂诺,还撂下话,他不退,就要他的命。后来福斯蒂诺死了,正好让他背上这个名声。

最要命的一笔在后面。鲁维奥后来自己交代,主人从来没有命令他去杀人。埃斯特班只是在他面前说过一句话,大意是,希望没有人把这个姑娘从他的家里带走。就这一句。没有主语,没有动词的命令式,没有许诺,没有期限。一个愿望,被一个想讨好主人的下人捡起来,翻译成了行动。这在法律上叫做主谋,在人情上叫做“我没让她动手”。整出戏最深的那个洞就在这里:有些人从不下命令,他们只是把自己的欲望说得很响,然后等别人替他们去办。

母亲知道这件事,不是一下子知道的。她先从醉话里听出一个方向,然后去试女儿,女儿否认,她几乎就要信了;最后她把女儿叫到跟前,问出那一句:你为什么从来不叫他父亲。就这一句,把两个人一起逼到了墙角。女儿的回答,鲁迅译过它,大意是:是的,这是我的错,你杀我吧,这是真的,他是我唯一爱过的男人。

母亲当时说的是“我诅咒你”。这四个字,是她一辈子说过的唯一一句狠话。第三幕的结尾来得很快。雷蒙达和丈夫商量好了,把阿卡西娅送到外头住一阵,等风头过去再替她找个人家。阿卡西娅在门外听见了,推门进来,说她不走。埃斯特班说,既然祸是他招来的,该走的是他。就在他要走的这一刻,阿卡西娅垮了。她说他不能走,她爱他。母亲冲到门口,喊出了那三个字:杀人犯。邻居被惊动了,往这边来。埃斯特班拉住阿卡西娅的手往外走,雷蒙达挡在门口。

枪响了。雷蒙达倒在女儿怀里。她最后一句话,大意是:这个人,再也伤不了你了。她死的时候是安心的。因为她看清了一件事:女儿最后扑向的是她,不是他。她用自己的一条命,把女儿从那个男人手里、也从那个名字里,硬生生赎了回来。诅咒过女儿的母亲,最后替女儿挡了那一枪。这出戏里没有一个人是干净的,也没有一个人是纯粹的坏。它只是把一件事摊开给你看:爱如果不懂得收,会变成什么。

现在可以说说贝纳文特的分寸了。诺奖授奖词里反复用的一个词是“优雅”,说得更准确一点,是分寸。执笔人写道,他只给题材本身能够给出的东西,不勉强,不浮夸;无论一场戏多么容易通过加剧冲突、涂上更艳的颜色、把情绪抽到最高处而变得好看,他都不肯拿真实去换。这话听着像夸奖文笔,其实是在夸一种自律:他知道什么地方该停手。

这出戏从头到尾没有一滴多余的血。命案发生在窗外,在黑暗里,在一句话和一个空档之间。全剧最暴烈的一刻,是母亲挡在门口,然后一声枪响。他不给你看伤口,不给你看挣扎,他只要你知道,一个人为了另一个人,可以站到那个位置上。这就是“不夸张”的力量——它不逼你哭,是你自己忍不住。

但也是这个人,在另一件事上没有守住这个分寸。贝纳文特是保皇派。内战结束以后,他支持了佛朗哥的政权。诺奖官网写他的生平时,用的说法是,他因为保皇立场,在有过多番犹豫之后,选择了支持独裁者。这一句写得很克制,可它意味着什么,读的人心里清楚。四〇年代,流亡墨西哥的西班牙人抵制他的戏,理由不是艺术,是立场。一个一辈子在纸上讲“不要夸张、不要逼人”的作家,在现实里最大的一件事上,站到了不需要分寸的那一边。

这件事不该被藏起来,也不该被用来否定这出戏。它只说明一件很朴素的事:一个人在纸上能看清的东西,在生活里不一定做得到。他自己在戏里挖出的那个洞,最后也落到了他自己身上——他没有喊,他只是站在了那一排人里。也有人说这出戏话太多。有位墨西哥剧评人半开玩笑地抱怨,说它输在啰嗦;还有研究者认为,前两幕远比第三幕好,第三幕太依赖最后一场的爆炸。这些批评都有道理。这出戏确实不完美,它靠对话推动,靠一个接一个的转述把真相磨出来,中间有几处是拖的。可它的骨头是硬的:一个外号是怎么长出来的,一句没说出口的欲望是怎么变成一具尸体的,一个母亲是怎么在最后一秒才明白自己一直站在哪一边的。

这三件事,一百多年过去,一件都没有变。我们今天也起外号。我们在群里、在饭桌上、在评论区里,给一个人下一个判断,用的往往还是那套语法:不是“她被爱得不好”,而是“她不吉利”;不是“有人对她做了什么”,而是“她身上有点什么”。她不是带来灾祸的人,她是被爱的方式弄坏的那个人。这两句话之间隔着的,就是整出戏。

而最容易被这套语法伤到的,往往是最不肯说话的那一个。她不解释,不辩白,不哭给人看。她把信撕了,把纸片撒进窗外的黑里,然后转过身来,什么也不说。这种沉默在旁人眼里就是默认。说话的人不行动,行动的人不说话——这出戏的全部悲剧,就压在这句语法里。谁先开口,谁就先输;谁不开口,谁就被写成故事里的坏人。

所以这出戏留给我们的事,其实很小,小到可以放在一顿饭的工夫里做完。下一次听见有人在讲某个人的故事,讲得头头是道,讲得人人点头,你可以在心里多问一句:这是她自己做的,还是别人替她做的?是被爱错了,还是不吉利?那首歌,母亲听见了每一个字。她只是漏掉了最后那一句问话——是谁,爱得不对。

从“被爱错了”到“不吉利”,只差一次转述。而每一次转述,都有一个具体的人在说,也都有另一个具体的人在听。我们可以选择做那个把话传下去的人,也可以选择做那个把话停一下的人。一九一三年那个冬天,马德里的一间剧场里,一座庄院,三个人,一声枪响,一个母亲倒在女儿怀里。这出戏后来被拍成默片,被搬上银幕,被改成电视剧,一演再演,一直演到今天。它没什么花样,可它把一件最难承认的事摆在了灯下:我们爱一个人的方式,可能正是伤她最深的那把刀;而我们替她起的那个名字,往往就是我们自己不敢承认的那句话。

贝纳文特一辈子写了一百七十多部戏,大多轻快、俏皮、带着笑意收场。他只有少数几次把灯调暗,让人看见灯下的影子。这一出是其中之一。他自己说过大意这样的话:文学不过是给人消遣的。这话听着凉,可他写完这出戏,还是把最暖的一笔留在了最后——母亲倒下之前,看见女儿扑向的是自己。

那一刻,她终于不是中间那个人了。她站到了女儿这一边。

本期金句

  • 一个名字被叫得够久,就会长成那个人的样子。
  • 有些人从不下命令,他们只是把自己的欲望说得很响,然后等别人替他们去办。
  • 她不是带来灾祸的人,她是被爱的方式弄坏的那个人。
  • 说话的人不行动,行动的人不说话——这出戏的全部悲剧,就压在这句语法里。
  • 从“被爱错了”到“不吉利”,只差一次转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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