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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我弥留之际》
第 007 期
所有人都在想掉头的时候,你还愿意再往前赶一程——路走完了,人也就长大了。
想像这样一个画面。美国南方,密西西比的夏天,一家人赶着一辆破骡车,车板上躺着一口棺材,车上坐的是父亲和几个孩子。前面是一条被洪水吞掉的路,桥没了,水浑得看不见底。他们要走四十英里,把母亲送回娘家的坟地去。车上那几个孩子,有的在算棺材做得好不好,有的心里压着自己的事,有的还太小,不明白“死”是什么意思,只知道家里少了一个人,天塌了一块。你可能会问,为什么非得走?母亲生前交代过:她要葬回娘家的坟地去,她的亲人都在那个叫杰弗逊的小城里。就这么一句话,这家人硬是把这四十英里走完了。今天想跟你聊的,就是福克纳的《我弥留之际》。这书名听着沉,可你读完会发现,它写的是一个特别朴素的东西:一家人为了一个承诺,能走多远。人这一生,很多路不是为了到达,是为了把答应过的事办完。
先说写书的人。威廉·福克纳,一八九七年生在美国南方的密西西比州。他家从前是当地有名望的世家,祖上出过一位打过仗的老上校,修过铁路,还写过小说,家里几代人都活在这位老祖宗的名字底下。到他父亲这一辈,家道就落下来了。他念大学没念完,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跑去加拿大参加空军,训练还没结束,仗就打完了。他年轻时爱跟人讲自己在法国上空负过伤、开过飞机掉下来——这话不太实在,他连战场都没到过。这个细节有点扫兴,可我还是要说,因为它正好反衬出后面那件事:一个在吹牛上不太老实的人,在自己的小说里,对人心诚实得近乎冷酷。他后来在大学的邮局做过小职员,做得心不在焉,最后干脆辞了。据说他辞职时有句气话,大意是:我可不愿一天到晚听人使唤,就为了那两分钱的邮票。这话真假不必细究,但这个脾气是真的。那几年他写的东西卖不出去,日子过得紧,直到一九二九年,他结婚,同一年写出了《喧哗与骚动》,才算在文学上立住了脚。
然后就是这本《我弥留之际》。一九三〇年,为了挣点生活费,他在大学的发电厂找了份夜班活,管着锅炉,从半夜干到凌晨四点。机器轰隆隆响,煤灰落得到处都是,他就趴在煤堆旁边的一张桌子上写东西。用他自己的话说,他是趁着别人睡觉的时候,把这本书写出来的。六个星期,一部长篇写完了。后来他说,他当时是憋着一口气,要写一部让同行看看的绝活。那年他三十二岁。你看,很多了不起的作品,都不是在书房里完成的,是在生活最挤的角落里挤出来的。他这一辈子不算富裕,后来还常去好莱坞写剧本换钱,一待就是好些年,跟导演、制片人打交道,写的都是别人要的东西;那些剧本改来改去,署名常常不是他,钱倒确实拿到了手。可他心里明白,那些活计是糊口的,真正属于他自己的,是那个虚构的小县,是县里那些赶车的、种地的、开小店的人。他护着这块地方,护了几十年。直到一九四六年,有人替他把作品编成一本选集,他的名声才真正大起来;那一年,他已经快五十岁了。一个把自己的东西护得这么紧的人,他讲的故事,值得你听一听。
这本书的写法很特别。整本书五十九节,由十五个人轮着说话,一人一段,谁也不替谁发言。别人写小说像架摄像机,一个机位拍到另一个机位;福克纳直接把镜头放进了每个人的心里。母亲艾迪说一段,父亲安斯说一段,大儿子说,二儿子说,最小的孩子也说。同一件事,从不同人的嘴里出来,完全是两回事:有的话长得像一首诗,有的话短得只剩一句。父亲安斯说话绕来绕去,全是在给自己找理由;大儿子卡什说话一板一眼,句句像个木匠在量尺寸;小儿子的话支离破碎,像还没学会把心事说完整;而达尔的话,句句像刀,剖开别人也剖开自己。最小的孩子瓦达曼,母亲咽气的那天他刚巧钓上一条大鱼,心里乱成一团,不知怎么安放,最后就只说了一句:我妈妈是一条鱼。同一个屋檐下的人,心里的世界可能相差万里;可他们还是走在同一条路上。这就是福克纳的厉害之处:他从不急着替谁下判断,只是让每个人把心里的那片天,原原本本说给你听。你读的时候会觉得吵,一家人各说各的,谁也听不见谁;可读完之后你又会觉得心疼,因为他们说的其实都是同一件事——我们都想被理解,我们都没说出那句最想说的话。
故事本身其实很简单。母亲艾迪病重,年轻时她是个乡村女教师,一个人教一屋子孩子,后来嫁给了安斯,生儿育女,把日子过成了一眼望不到头的活。她一心要葬回娘家去。她咽气那天,大儿子卡什还在窗外做棺材——他特意把地方选在母亲窗口下,一锤一锤,把木板一寸寸削出斜面,敲得又稳又认真,好像手上做的不是棺材,而是一件要交给母亲的作品。她走了,全家人把她抬上车,往杰弗逊去,四十英里烂泥路。那条河涨了水,桥被冲走,骡车在浑水里摇晃,棺材差点顺水漂走;那一趟浑水里,卡什视若性命的工具箱被水卷走了,他心疼了很久,可也只是心疼,路还是照走。好不容易爬上岸,借住在别人家的农场,夜里仓房又烧了起来,火里的那口棺材还是被抢了出来。一路上有秃鹰在后面跟着,天上盘旋,赶也赶不走。卡什的腿被车压断了,他让人用水泥把腿裹起来,硬是撑完了全程。
这一家人,没有一个省心的。女儿杜威·德尔十七岁,心里揣着一件谁也不能说的事,一路上她都在找机会,想悄悄把它处理掉,结果被人骗了,钱没了,事也没办成。她不敢跟父亲说,也不敢跟哥哥们说,只能自己咽下去。这个家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账,可他们同时还得一起赶车、一起过河、一起应付路上的麻烦。父亲安斯嘴上全是道理,其实最会算计,什么事都得先算他自己那一份;可他有一股近乎蛮横的牛劲,认准了要把妻子送回娘家,路上再难也不许掉头。真正豁出命去的是三儿子珠厄尔,脾气烈得像一团火,那匹马是他整整一个春天夜里给人家开荒、偷偷攒钱换来的;发大水的时候是他连人带马下了河,着火的时候也是他冲进火里把棺材背出来。还有二儿子达尔,家里最敏感的那一个,什么事都逃不过他的眼睛,什么苦他都替别人先尝一遍。他不肯说假话,把这一家人装了太久的心思捅了出来,可这样的孩子,日子往往最不好过:他做了一件谁也没法原谅的事——一把火烧了停着棺材的仓房,想让这趟没完没了的苦旅到此为止——最后家里人把他送去了远处的医院。他坐在车上还在笑,那个笑声,读到最后的人心里都会沉一下。福克纳没有评判谁对谁错,他只是让你看见:一个家里最清醒的那个人,常常也是最孤单的那个人。这一家人的感情就是这样,谁也说不清,谁也不肯说,可该出现的时候,人都出现了。
书名取自《奥德赛》。两千多年前,荷马写阿伽门农的魂魄在冥府里回忆自己临死前的那一刻:我弥留之际,那个女人没有替我合上眼睛。福克纳把这几个字借来,给一个南方农家赶车送葬的故事当书名,意思很明白:这样的路,从古到今,一直有人走;这样的苦,不是哪一家独有的。他没有把乡下人写成可怜的、需要同情的对象,他让他们跟荷马笔下的英雄站在同一个句子里。真正的深情不喊口号,它只是不肯半路停下。
书里最动人的一段,是母亲艾迪自己的独白。她已经不在了,可她在书里开口说了话。她这一生过得苦,苦到心里只剩下一个特别硬的认识:话是空的,只有做出来的事才是真的。她说,一个人做过什么,那才算是他;说过的漂亮话,风一吹就散了。她还说,她心里其实藏着一个偏心的位置,留给珠厄尔,那个让她又愧又疼的儿子。这些话她说得很冷,可你读得出那份冷底下的烫:一个被日子磨了半辈子的女人,到死都没学会说软话,却用一辈子把该做的事做完了。她这一生没享过什么福,可她留下的那点东西很硬:一个人是什么样的人,看他做了什么,别听他说了什么。你回头再看这一家人:他们一路上没有谁说过什么煽情的话,可他们真的把母亲送到了地方。
一九五〇年,福克纳站在斯德哥尔摩,领那一年的诺贝尔文学奖。他在台上说:我拒绝接受人类末日的说法。他说,人之所以不朽,不是因为在万物之中只有他拥有不竭的声音,而是因为他有灵魂,有同情、有牺牲、有忍耐的精神。他说,人不但能够忍耐,人还会胜利。他还说,值得写的东西,从古到今只有一样,那就是人心与自己的较量——这一家人真正的战场,从来不在洪水里,也不在大火里,而在每个人自己的心里。人之所以不朽,不在于他无所不能,而在于他能忍耐、能牺牲、能爱。这几句话,拿来解释《我弥留之际》里这一家人,刚刚好:他们没文化,不会说话,各有各的小算盘,可他们把事情做完了。这份耐心,放在今天也不落伍。我们这个时代喜欢快的、亮的、能立刻看到结果的东西,可人生里真正要紧的几件事——把老人送好,把孩子养大,把答应过的人顾住——从来都快不了,都得这样一里一里地熬。熬不是苦着脸硬撑,熬是把该做的事,一天一天接着做下去。
福克纳一九六二年去世,六十四岁。他一辈子只写了一个虚构的小县,还给这个县画过地图,标上河流、铁路、住着多少人家;写来写去就那么几十个人,可那些人的心事是真的,放在今天的任何一个家庭里,你都认得出。他们的日子后来还在继续:到了杰弗逊,安斯先把该办的事办了,然后给自己装了一口新牙——这个老头,日子再苦,也没忘了顾自己。合上书,我最想跟你说的是:日子难的时候,别急着问值不值。那家人走四十英里,不是为了什么了不起的意义,就是为了把母亲送回去。把该走的路走完,人就能在废墟上站直。你今天的辛苦,也许没有一个人看见,可你走过的每一步都算数。等到某一天你回头看,会发现自己在不知不觉之间,已经替很多人把一段难走的路走完了。那时候你会明白,所谓了不起,从来不是做了什么惊天动地的事,而是在所有人都想掉头的时候,你还愿意再往前赶一程。路走完了,人也就在这条路上长大了。
本期金句
- 同一个屋檐下的人,心里的世界可能相差万里;可他们还是走在同一条路上。
- 人之所以不朽,不在于他无所不能,而在于他能忍耐、能牺牲、能爱。
- 把该走的路走完,人就能在废墟上站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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