深度书评 · 第 3 篇
“盛世”怎样开始“困扰”——1768年妖术恐慌的现代诠释
一个历史学家最难的工作,大概不是解释一件事为什么发生,而是解释它为什么偏偏在那一年发生。
这个问题之所以难,是因为答案往往取决于提问者站在哪一年。站在1793年回答,会说是吏治;站在1840年回答,会说是衰败的前兆;站在1900年回答,会说是国民性。而孔飞力(Philip A. Kuhn)站在1990年。
《叫魂: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》英文原书出版于那一年,中译本1999年由陈兼、刘昶译出,此后二十余年长销不衰,几乎成了中文读书界谈论清代中国时的入门书。但谈论的方式,多半偏离了作者的本意:有人把它当“新文化史”的范本,有人把它当帝制权力结构的一部通论,还有人只是把它当一个好看的奇案。这三个方向都不算错,却都绕开了这本书最要紧的一层——它是从一个非常时刻出发,去推断一个常态结构的。而这个推断能不能成立,正是我想讨论的。
壹一
1768年,乾隆三十三年。
这一年大清国势正盛,西北战事刚了,江南的丝棉贸易兴旺,人口已过两亿。就在这样的年份,一个关于“叫魂”的传言从浙江德清县一座坍塌的水门工地上浮起:有石匠受雇将活人的名字打进桥桩,那人的魂魄便会被摄去,供人驱使。
传言沿着运河、官道与商路北上西进,半年之内波及浙江、江苏、山东、河南、直隶、湖北、安徽数省。游方的僧人、行乞的道士、走街的货郎成了主要被告。刑讯之下,口供越攀越多,案情越扯越大,最后惊动乾隆亲自督办,军机处直接插手,数百人被押解进京。
孔飞力把这场风波切成三层:底层的民众,中间的官僚,顶端的皇帝。三层人对同一件事各有各的恐惧,各有各的应对,各有各的逻辑。
这个设计极其漂亮。它使一本书同时成为三部著作:一部关于巫术观念与民间信仰的社会史,一部关于清代官僚运作的制度史,一部关于乾隆朝君臣心态的政治文化史。三者在同一事件上交叉,互为背景,互为解释。这样的写法在1990年的美国学界是新鲜的,在中文学界至今也不多见。
材料上的功夫也值得一说。孔飞力用的主要是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《朱批奏折》与《军机处录副奏折》,辅以方志、笔记、文集、刑案汇编。他注意到不同省份的供词在结构上高度雷同,从而推断出刑讯与诱供的普遍存在——这种读法,是把档案当作文本来读,而不是当事实来抄。域外汉学著作中,这样的细心并不多见。
贰二
孔飞力在前言里说,他选择1768年,是因为这一年像一块“切片”,可以从中看见整个社会肌体的横断面。
这个比喻很动人,但值得推敲。切片的好处是把结构暴露出来,坏处是把血止住了。一个横断面能显示组织的分层,却显示不了它怎么运转;能看出哪里淤堵,却看不出这淤堵是一天积成的,还是一百年积成的。
1768年的特殊之处,恰恰在于它是一个非常时刻。在恐慌蔓延的那几个月里,人与人之间的信任降到最低,猜疑升到最高,官府的动作最粗暴,皇帝的猜忌最公开。这些特征究竟是被恐慌逼出来的,还是本来就潜伏着、被恐慌照亮的?
孔飞力的回答是两者互为因果。这个回答稳妥,但也等于放弃了区分。而区分,恰恰是历史学最该做的事。
于是全书读下来,有一种奇特的整洁感。一份奏折、一段口供、一则笔记,几乎都能找到它该去的那一层:民间的恐惧归民间,官僚的敷衍归官僚,天子的焦虑归天子。材料被安置得妥妥帖帖,论证一路顺畅地推到结论。
太顺畅了,反而可疑。
真实的1768年,一个人的脑子里不会只装着一种恐惧。一个在山东境内被拿住的游方和尚,他怕沿途的差役,怕指认他的乡民,也可能真觉得自己身上带着什么说不清的东西。一个在县衙里连夜问案的知县,他怕办错案被参,怕办对了案得罪上峰,也可能在某个时辰真的怀疑过这些和尚在弄什么名堂。这些混杂的、互相抵消的、说不出口的心理,在分层的框架里没有位置,于是被剪掉了。
历史写得越干净,就越不像历史。
叁三
再往深一层。孔飞力对乾隆心理的把握,主要靠朱批。皇帝在督抚的奏折上用朱笔写下的字,急促、锋利、反复追问。孔飞力从中读出三重焦虑:对官僚系统的不放心,对满洲认同的不托底,对江南文化的戒备。这个解读相当动人。
问题在于,朱批是一种文体。
清代君臣之间的文书往来,自有它的修辞惯例。皇帝在奏折上发怒,是一门治理技术——他要让臣子知道,这件事被他看见了,而且被看得很重。同一个皇帝,可以在军报上杀气腾腾,也可以在请安折上写几句家常。语气在这里不是心情的直录,而是关系的调节。
用朱批的语气去推断皇帝的心理,与用一个诗人的夸张去推断他的银行存款,是同一类操作。
孔飞力并非没有这层自觉。他在别处明确说过,奏折带有“表演”的性质,君臣双方都在其中扮演各自的角色。可到了分析的关键处,这份自觉就松了手。这大概就是陈寅恪所说的“了解之同情”最难的地方——同情一旦过了头,就变成了代入;而代入的人,往往忘了自己不在现场。
同样的松手,也出现在“受困扰社会”这个概念上。
18世纪的中国,人口从一亿多涨到三亿,人均耕地一减再减,科举名额几乎没变而读书人倍增,出家的僧道成了过剩人口的蓄水池,游方成了活不下去的人的活法。在这个背景下,孔飞力把妖术指控理解为一种争夺:把别人从“人”的名册上划掉,空出来的位置就是自己的。
这个解释很有力,但它有一个麻烦——它对什么都成立。
发生了集体恐慌,可以说社会“受困扰”;没有发生恐慌,也可以说“受困扰”只是尚未爆发。这样的概念,不能被史料推翻,因此也不能被史料证实。它更像是一种理解的氛围,而不是一个可以检验的判断。
而孔飞力的诚实,恰在这里救了他。他没有说“受困扰”导致了叫魂,他说的是叫魂让人看见了“受困扰”。这两句话差别很大:前者是因果,后者是照明。前者需要证明,后者只需要眼力。孔飞力有后者,而且眼力极好。
肆四
全书最有分量的地方,我以为有两处。
第一处是“权力的幻觉”。孔飞力指出:在帝制中国,普通民众离权力极远。他们不能参预,不能申诉,不能改变什么,只能承受。而“叫魂”这样的指控,第一次递给他们一件可以使用的武器——只要指认某人是妖人,官府就必须受理,那人就可能被枷、被打、被押解、被毁掉。
这是一种极廉价的权力,随时可取,用完即弃。但它真实有效。
这段话的分量,远远超出了一本清史著作的范围。它讲的不是巫术,而是弱者如何在没有制度出口的地方,找到一个破坏性的出口。这种出口在任何时代都可能出现,只要两个条件同时具备:正式渠道堵塞,而指控他人几乎不需要成本。二十世纪的历史反复演示过这一点,只是形式不同。
第二处是“常规”与“事件”的辩证。孔飞力提出,官僚系统靠常规运转,天然倾向于把事情化小、化无、化掉——“大事化小,小事化了”不是懒惰,而是制度的最优策略。而皇帝要维持权威,就必须不断制造事件,用事件打断常规,让整台机器重新紧张起来。
叫魂案就是这样一个被制造出来的事件。乾隆需要它,未必因为他相信妖术,而是因为他需要一次机会,让官僚们重新感到上面有人在看。
这就解释了一个让许多人困惑的现象:一个精明强干的皇帝,为什么在一件明显荒诞的案子上如此用力。因为案子本身不重要,案子提供的机会才重要。
也正因为如此,我对这本书的定位有一个不同的看法。它常被推荐为“了解清代社会”的读物,但在我看来,它更接近一部关于“权力如何在没有敌人的时候寻找敌人”的研究。妖术是假的,恐慌是真的,而恐慌的用处是真的。
伍五
最后说一个细节。
这本书的英文原名是 Soulstealers,直译是“偷魂的人”。中文译本叫《叫魂》。
“叫魂”在汉语里是一桩抚慰性的仪式:孩子受了惊吓,夜里发烧说胡话,母亲在门口喊他的名字,把跑掉的魂叫回来。它服务的是活人,起的是安定的作用。
而“偷魂的人”是加害者,是恐惧的来源。
一个译名,把书的主体从“害人的人”换成了“一种法术”。读者捧起这本书,期待的是一个奇案、一场荒诞剧、一段可以当故事讲的野史。而孔飞力真正想说的那些话——权力如何在没有出口的地方寻找出口,官僚如何用沉默消化危机,皇帝如何用恐惧治理国家——就容易被这层故事的外壳挡在外面。
这不是译者的错,语言的转换总有损耗。但这个损耗恰好落在要害上,值得记一笔。
陆六
那么,1768年的叫魂案是怎么结束的?
没有平反,没有昭雪,没有人为死在狱中的人说过一句话。乾隆下了一道停止查办的旨意,各省督抚心领神会,把卷宗封存、销毁。几个月之后,这件事在官方记录里几乎消失了。孔飞力说,他之所以还能知道这件事,是因为军机处的档案里留下了残缺的痕迹。
一个国家的记忆,可以这样被有秩序地处理掉。这大概是全书最冷的一页。
所以《叫魂》不是一本讲迷信的书,也不只是一本讲乾隆的书。它讲的是一台庞大、精密、自我保护的机器,如何在一次危机中露出它的每一个接口。
孔飞力没有说这台机器是坏的。他只是让我们看见它怎么转。看见之后,各人有各人的判断。
至于那句“我们最难以判断的,是'盛世'在普通人的心目中究竟意味着什么”——这句话,也许才是这本书真正的书名。
附识
本文所引《叫魂》文字,据陈兼、刘昶译本(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;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再版),个别处参照英文原书 Soulstealers: The Chinese Sorcery Scare of 1768(Harvard University Press, 1990)。因中译本有不同版次,文中不标页码,以免歧异;凡转述大意处,已尽量保留原书分寸,然转述之失,责在笔者。
孔飞力(1933—2016),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,费正清弟子,另著有《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》《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》。“中国中心观”的倡导者之一,《叫魂》是其代表作,1990年获美国亚洲研究协会列文森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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