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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期阅读 · 第二十期

你没去过,但你觉得自己去过

2026-10-31 · 5 本 · 约 3,624 字

本期书目

读《佩德罗·巴拉莫》的时候,我在三十几页的地方停下来,翻回第一页。

我想确认一件事,刚才陪我走进村子的那个赶驴的人,到底是活人还是死人。

他早死了。我已经跟着他走了十几页,一直以为他是活的。

这本书一九五五年出版,中文版一百多页。马尔克斯说自己能背下整本书。这个说法我信,因为那个村子走进去的感觉,一遍就长在记忆里了,忘不掉。

鲁尔福写的东西很少。一九五三年出了短篇集《燃烧的原野》,两年后出了这本,之后再没有长篇。剩下的年月他跑去研究墨西哥南部的印第安文化。有人替他可惜,我倒觉得这个选择跟他的写法是一路的。他舍不得多写一个字,过日子大概也是这个脾气。

《佩德罗·巴拉莫》封面

01一个死人回村找父亲

《佩德罗·巴拉莫》

开头很老实。一个人遵照母亲的遗愿,去一个叫科马拉的村子找父亲,父亲叫佩德罗·巴拉莫。他在路上碰到一个赶驴的,两人搭伴走。赶驴的说自己也是这个村的人,也姓普雷西亚多。

进了村,村里没什么人。他敲开一户,一个妇人收留他,说从前跟你母亲认识。他睡下,听见隔壁有人说话,说的都是些没头没尾的事。

读到后面你才反应过来,收留他的妇人早就死了。村里所有人早都死了。他自己也死了,是被人收的尸。

鲁尔福用的手法说起来简单,做起来难。他把读者和主角放在同一层。主角不知道的事,你也不知道;他被骗多久,你就被骗多久。等真相露出来,你跟他同时站在那个坑里。

所以这本书的第一遍和第二遍是两本书。第二遍你带着答案重读,会发现那些「没头没尾的话」全都有头有尾,只是当时听不出来。

主角找的那个父亲,是这一带最大的庄园主。他这一辈子干的事主要是两件,收债,还有把欠债的人一步步逼到没有活路。他的几个儿子接连死掉,他自己最后也死了,死得很快,一句话就过去了。

有一处我一直不太舒服。这本书里的女人说话的机会太少。苏萨娜疯了之后那几段独白,是全书最好的文字,可加起来不到十页。胡安的母亲多洛雷斯,整本书里就剩一句遗言。她们在故事里的位置,是让男人有个念想,然后死掉。

也许鲁尔福是有意的,那地方本来就是这样。可读的时候我还是会想,那些女人自己是怎么看这一辈子的。

《大理一年》封面

02一个外国人搬到云南

《大理一年》

艾礼凯是英国人,在北京住了很多年。二〇二〇年那阵子,他分手了,工作也卡住了,决定搬去大理住一年。

我本来不想读这本。听名字像是「逃离北上广」那一类,一个中产跑到云南找自己,喝完茶写出几万字。翻了几十页,发现不是。

他写的东西很具体。写房租,写本地人和外来人怎么相处,写他自己在集市上听不懂话的窘态,写他意识到自己在这个地方永远是个客人。他没有把自己写成主角。这一点很少见,通常写这类书的人,写到第三十页就开始给自己加光环了。

书里有个细节我记住了。他在大理认识了一些从城里搬过去的人,这些人各有各的来路,有的开了店,有的什么都没干。他观察了很久,发现这些人并没有变得更快乐,只是变得更闲。他没有往下判断,就写到这里。

一年之后他回了北京。没有留下来,也没有写「我带着新的自己回来了」。就是回去了。这个结尾比任何升华都诚实。

他有一条退路,这一点他自己好像没太意识到。一个能拿出一年时间来「试试看」的人,和一个明天就要交房租的人,面对的不是同一个问题。他把这段经历写得很清楚,但清楚不等于普遍。

《娱乐至死》封面

03一间教室里的电视

《娱乐至死》

这本书一九八五年出,讲电视。

波兹曼要讲的,是那个方盒子本身。它规定了什么东西能被说出来、能怎么说。

他举了个例子。一百多年前,林肯和道格拉斯辩论,一场辩三个小时,两个人轮流讲,观众站着听,听得懂里面的典故和逻辑。那时候的听众是训练出来的,靠的是印刷品,靠的是一本书一本书读下来的耐心。

后来有了电视。电视上不能说三个小时的辩论,因为没人看。电视要说短句,要有画面,要让观众不换台。于是政治变成表演,宗教变成节目,新闻变成一段一段配着音乐的片段。

书里专门有一章写教育。他不反对拿电视辅助教学,他反对的是让一堂课变成一档节目。节目有节目的规矩,不能让人等,不能让人闷,隔一会儿必须给一个刺激。孩子在这种课上学会的是,学习得先好玩;一旦不好玩了,他就觉得这件事不值得做。

他写过一句话,大意是,我们不怕有人把书烧掉,我们怕的是没有人再想读书,因为娱乐已经够了。

书里最后讲到奥威尔和赫胥黎。奥威尔怕的是有人把真话藏起来,赫胥黎怕的是真话被淹没在一堆无关紧要的东西里,人笑得上瘾,忘了自己为什么笑。波兹曼说自己站赫胥黎这边。

这个判断,四十年后再看,我觉得他是对的,而且他低估了。

他写的是电视,一台机器摆在客厅,一家人一起看。现在是一人一台,各喂各的,喂的东西还不一样。电视时代至少全家人看的是同一个节目,第二天能聊;现在两个人坐在一张沙发上,看到的世界可以不重合。这一点他没赶上。

另一处他讲得太满。他把印刷时代想得太好了。那个年代识字的人本来就是少数,能读得起书、有时间读的人更少。印刷品也造出过别的东西,比如民族主义,比如那种非黑即白的公共腔调。他把印刷当成一剂解药,这个说法太便宜。

《对赌》封面

04一局打完的牌

《对赌》

安妮·杜克是职业扑克选手。一场比赛下来要做几百个决定,信息永远不够,人也永远累,可你必须决定。她在那上面待了很多年,练出来一个习惯,说话带数字。

她不说「我认为一定会」,她说「我大概七成觉得」。

这个习惯普通人没有。普通人说话是两极的,要么「肯定」,要么「不好说」,中间那一大片是空的。等结果出来,再把当初的话往回收一点,说自己「当时就觉得有点悬」。

她给了一个很土的办法来校准。你敢不敢押钱。

你对一件事有多大把握?如果有人拿一百块跟你赌,你押不押,押几成?这个动作能把一句空话变成一个重量。你说「我确信」的时候心里是虚的,让你押上一百块,你立刻就软了。软下来那一刻,才是你真实的判断。

牌桌上还有一件事,是她反复讲的。一副牌打完,你不能用输赢来评价刚才那把打得对不对。

这个道理听起来简单,做起来很别扭。人是从结果里学经验的动物,可如果结果里有一半是运气,那你学到的经验里也有一半是假的。而且你不知道哪一半是假的。

书到这儿有个缺口。扑克是规则清楚、可以重复、赔率算得出来的游戏。人生大部分决定不能重复,也没有赔率。她自己也承认这一点,但没给办法。

我还想到另一件事,书里好像没提。一个人真按这套办法说话,每句话都带概率,会不会变得没法过日子。你去看医生,医生说「我七成觉得是这个病」,你受得了吗。对自己诚实和对外人表达,是两件事,这本书只教了前一件。

《有且仅有》封面

05一本母亲替儿子写的书

《有且仅有》

这本书是两个人写的。林晓桦是母亲,于是是作家。

孩子被诊断自闭症谱系。母亲写自己的那部分,用第一人称,从怀疑写到确诊,写到崩溃,写到重新开始。作家写的那部分是第三人称,虚构的一家人,跟母亲的故事平行着走。

我一开始不明白为什么要绕这一道。读到中间才有点懂。母亲写自己的时候,有些话说不出口,写着写着就绕开了,或者写到一半转去讲别的事。作家那部分不用替谁遮掩,可以把那些话直接写出来。两条线并排着走,缺口就露出来了。

两个人写的理由,书里没明说。我读下来觉得是因为孩子自己说不出来。至少在这个年纪、这个阶段,他没法把自己的感受整理成句子给外面的人看。

所以这本书从头到尾是一本代写。两个人在替一个不能开口的人说话。

书里最难的地方在这儿,它一直在处理别人的判断。「你的孩子有问题」「你得赶紧干预」「他将来怎么办」「这样的孩子上学也是拖累」。这些话从亲戚嘴里来,从老师嘴里来,从陌生人眼里来。母亲的前半本书几乎都在跟这些话打架。

她后来的转变,用了一个概念叫神经多样性。大意是,问题不一定在孩子身上,也可能在环境上。一个只能用语言交流的教室,对一个靠图像思考的孩子来说就是障碍。改环境,不必改人。

这个概念帮了她,我觉得也帮了很多人。可这本书有一个它自己回答不了的问题。

这个家庭有能力学,有能力找资源,有能力请一位作家一起写一本书。这样的家庭,在所有自闭症家庭里占多少?书里没写。

书里写到的孩子,语言能力还在,智力正常,属于谱系里条件比较好的那一端。另一端的孩子终身需要照护,他们的父母连睡觉的时间都不够,写不了书,也没人替他们写。

一本诚实的好书,往往就是这样,它把一个人的经历说透了,然后停在那个人的边界上。

收拢一下

这五本我是四月里读完的,当时没觉得它们能凑成一篇。现在排在一起,才发现撞在同一个地方,撞得挺疼。

佩德罗·巴拉莫那个村子,你是从一个鬼嘴里听来的。大理的云和房租,你是从一个外国人眼里看的。电视里那些事,你看见的是剪过的。那副牌,你看见的只有结果。那个孩子,你只能听见他母亲在说。

没有一本能让你到场。

我做这个栏目,干的也是这个活。一本书读一遍,写几百字,你花三分钟看完,就当读过了。中间我漏了什么、看错了什么、有意无意绕开了什么,你没有机会核对。我能做的只有一件事,把我是从哪一句、哪一段得出这个看法的写出来,让你至少有个地方可以对。

大概也没有办法到场。人这一辈子亲自经历的事太少,剩下的全靠听。听谁讲,信几分,讲的人有没有私心,这三件事定下来,你知道的世界差不多就定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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